《甲申再祭》告诉了我们什么？
――漫说刘亚洲（八）
作者：春沙
刘亚洲的《甲申再祭》以犀利的笔触，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实质和造成的民族后果进行了深刻无情的剖析与反思，读罢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刘文作于2004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是一个甲申年。60年一个轮回，60年前也是一个甲申年，一代文豪郭沫若写了一篇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郭文回顾三百年前那个甲申年明清鼎革之际，李自成百战取胜，一朝覆亡的历史事件，总结出李自成在夺取明朝政权后，神速地骄傲腐败，又神速地一败涂地的历史教训。郭文深得一代伟人毛泽东赞赏，那时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把郭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以使全党引为鉴借。毛泽东自己也发誓不做李自成。然而，郭文60年后的又一个甲申年即2004年，刘亚洲没有因为一代文豪郭沫若的思想而停止自己的思想，也不因一代伟人毛泽东对郭文的赞赏而停止思想的脚步，他重新探幽察微，对历史进行审视，撰写了《甲申再祭》。照常人理解，刘亚洲本可不必如此。一个军人，管什么政治得失？官至中将，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写文章招什么骂名？但是刘亚洲就是这样一个人，为国家谋，为民族思，并且再一次显示他的真知灼见和敢讲真话的可贵秉性。
刘文一开篇，对郭文有所肯定，但随即一针见血指出郭文“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甲申再祭》）。虽然刘亚洲认为“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指已作古的沫若――笔者），连毛泽东都不能免俗呢”（《甲申再祭》），但是心里有话，他还是要说。毛泽东未能免俗，是因为他也只把眼光盯住了李自成。刘亚洲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甲申再祭》）。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怎样做自己？刘亚洲为我们留下了多少思考的空间啊！当然，毛泽东也不止是“李自成思维”，延安时期他还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人所共知的著名对话。黄炎培问毛泽东，共产党怎样才能跳出以往一朝一代、一个团体初时聚精会神，渐渐就惰性发作，以至养成风气，“政怠宦成”，结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遗憾的是，毛泽东没能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
鞭笞封建之魂，是《甲申再祭》的纲，其思考之深、立意之高，郭文未得望其项背。封建之魂是什么？专制！刘亚洲一竿子捅到底，直刺封建社会的本质。专制是万恶之源。
专制的恶果之一是禁锢思想，扼杀人才。“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甲申再祭》）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这个人就是皇帝。国家之大，臣民之众，都要归一个人来治，自然就只能以皇帝的思想为思想，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谁要是个人才，显得比皇帝高明，必定难逃惨遭杀戮的命运，因此人才难得出头，更难得立足。如果这个皇帝真是高明，如汉刘邦唐李世民倒也罢了，偏偏明崇祯是个庸才，这样，明朝江山覆亡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封建专制的肿瘤到明崇祯时，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王朝一样，又一次恶性发作。“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甲申再祭》）向上爬，告密，造谣中伤，是狗才们的突出特点。明朝的蓟辽督师一任又一任，其中不乏有才能者，有效地抵御了北方民族的“入侵”，但由于狗才的构陷，被一个个撤职治罪。终于，崇祯皇帝自毁长城，磔袁督师于市。自此，明王朝的东北大门再无能人守御了。袁崇焕被杀从现象上看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并不高明的反间计，本质上仍是崇祯骨子里的嫉贤妒能。因为袁崇焕曾对崇祯皇帝放豪言：“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这句豪言被崇祯皇帝听作狂言，而且是目无皇上的狂言，当时一时无语，心里种下了“不容”的种子。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有异曲同工之妙。”（《甲申再祭》）可以断言，明清鼎革之际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即使没有神速败亡，但由于其封建专制的属性与他以往的历朝历代并无两样，他也必定脱不出历史的宿命。清王朝不是吗？入主中原之初生机勃勃，“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甲申再祭》）但是，清王朝的脉管里流着的仍然是专制的血液，清朝皇帝“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甲申再祭》）清朝末年的腐败无能、积贫积弱，今天念及，仍令人痛心疾首。
封建专制的另一恶果是官员对他的国家不负责任，惟求自保。天下安稳时，争乌纱保乌纱，或阿谀拍马，排挤诬陷，或浑浑噩噩，尸位素餐。同时也不忘捞取金银，预留后路，起码不做官时还可做个员外，安享富贵。这样的官员在国家有难时，是绝不会奋起保卫的。道理很简单，国家是你皇帝一人一姓的国家，我凭什么犯难去保卫？三百六十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甲申再祭》）而恰恰还是这些大臣，仅仅做了几天李自成的官，八旗兵杀到，李自成仓皇逃出北京，他们就又都刮光前额，拖起辫子，换上马褂，在顺治脚下匍匐称臣了。明朝大臣开创了历史上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转到李自成名下后，又再创佳绩，开创了历史上大规模集体当“汉奸”的先例。刘文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你能仅仅指斥汉奸们不守民族气节吗？你能不认同刘亚洲痛斥的专制文化中的“汉奸文化”吗？这不仅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的封建专制文化一定孕产出汉奸文化的必然。这里要特别提到，刘亚洲在文章中有一段话说及我们的北方大邻国，1989年解体时执政党丧失权柄，广大党员却异常平静，他们“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刘亚洲思接千载，从甲申想到八九，足以让我们惊醒得出一身冷汗！
专制和杀戮是孪生兄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几乎就是用战争和杀戮改朝换代争做皇帝的历史。皇帝杀臣子，一杀就是大小良贱几百余口，“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样的杀戮惨剧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上演，目不暇接。更有对人民的残暴屠杀。甲申风暴，人民死难无数，人口在明末时为一亿，风暴过后，仅剩1400万。在封建社会，人的生命的价值确实如蝼蚁一般，更可悲的是，人民自己都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了。扬州城破，一个清兵遇着五十名青壮百姓，便能押去屠杀。“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甲申再祭》）仿佛杀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个。懦弱如此，麻木如此，命贱如此。专制的残暴统治造就了愚昧的国民，人民一盘散沙，麻木懦弱，没有尊严，更缺精神，管你谁统治我，管你东洋西洋，只求自己能做稳奴隶。刘亚洲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日军侵华时，一个县城只有区区很少的一点日本兵驻扎，可全县的老百姓在进出城门时都对端着刺刀站岗的日本兵点头哈腰。在《甲申再祭》中他也举例：“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日军攻陷南京，“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鲁迅曾为幻灯片里站在一旁看日本兵屠杀我们自己同胞的中国看客而痛心不已，从此弃医从文，决心用笔来改变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但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改变了吗？改变了多少？“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甲申再祭》）
轻贱生命，别人的、包括自己的，无视生命价值，对生命缺乏敬畏，是专制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戕害，这种戕害至今留着伤痕，鲁迅当年痛斥的看客依然还能见到，而且不仅是看客，简直就“进步”成了毁灭生命的帮凶。一次从媒体看到，一男子想不开要跳楼。高楼下迅速聚集近千人观看，并不时对那男子出言嘲弄，大喊大叫：“真想跳就跳啊，别做戏啊！”结果，思想斗争激烈的男子在看客的“鼓励”下纵身跳下，其状惨不忍睹。还有一次，也是有人要跳楼，结果被警察劝下，一条生命保住了，看客中却一片唏嘘，为没看成一场跳楼好戏而惋惜。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其民本思想的超前性令人惊讶。但是，在封建专制下，孟子的思想只是空想。今天，党中央高举起了“以人为本”的旗帜，深谙国情民情，但是，改变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专制文化造成的民族劣性，我们还任重道远。
《甲申再祭》的反思是沉痛的、深刻的。刘亚洲在《祭》文中告诉我们的东西还远不止我们文中所理解的这些内容和这个程度。我们写下这点读感，愿与关注刘亚洲的人们一道逐步地走近他。我们以刘亚洲《祭》文最后部分的文字作为结尾，以期与刘共勉：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机遇与李自成擦肩而过；当时生龙活虎的清王朝最终也未能抓住机遇。“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