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POESIE）是这样丰富，然而最难得的却莫过于一首诗（POEM）！这种状况造成了大量饶有诗意的随笔、草稿、断片、倾向、残篇和素材的产生。
机智绝对是喜爱交游的精神，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天才。
在木板打眼，就要在最厚实的地方打。
现在，还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在周密、力度和技巧方面堪与古代人、尤其是他们的诗相抗衡的力作。
就是在诗里，一切完整的亦可以是不完整的，而一切不完整的其实可能就是完整的。
天才虽然不是任性的事情，但却是自由的事情，就像机智、爱情和信仰一样，都必将变成艺术和科学。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天才，然而却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确有天才。康德主义者会把这种情形称之为天才的绝对命令。
正如一个儿童其实就是一件想要长大成人的事物一样：一首诗也不过是一件想要变成艺术作品的自然事物。
在每一首好诗里，一切都必须是意图，一切又都必须是直觉。这样，诗才成为理想的。
最卑微的作家们，与天地的创造者至少有一点相似，即他们做完每天的工作后，习惯于对自己说：“看吧，他所做的，都是好的。”
长篇小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为了躲避书本知识，活生生的智慧逃进这个自由的形式里来了。
批评家是反刍的读者。他应当不只有一个胃。
优美（ANMUT）就是标准的生活，自我观照着的及自我教育着的感性。
一个机智的灵感，就是许多精神材料的一次分解。在突如其来的分解面前，这些精神材料必然特别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想象力通过自由交往的冲突带了电，以致最轻微的善意或敌意的碰撞所引起的刺激，都会熄灭想象力闪电般的火花和明亮的光束或是猛烈的撞击。这种情形产生之前，想象力必须先用任何一种生命将自己灌满。
谁若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个人的范围之外还可能存在一种他无法理解到的伟大：谁若甚至无法朦胧地预感到这种伟大将会被放置到人类精神的哪一个地域，那么他在自己的领域里要么就是没有才气，要么就是修养还没有达到古典的程度。
为了能够写好一个对象，必须不再对它感兴趣；人们深思熟虑后表达出来的思想，必须是已经完全过去了的，不再使人们为它费思量。当艺术家在创作中激情迸发时，他至少在表达方面处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中。他将把一切都和盘托出，而这正好是初出茅庐的天才们错误的倾向，或是迂腐学者们不折不扣的偏见。这样一来，他就忽视了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而自我限制无论对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是首要任务，是最必要的、最高的任务。所以说是最必要的，是因为无论何处，人们若不自我限制，世界就限制人，于是人就沦为奴隶。所以说是最高的，是因为人们只能在具有无限力量的点和面上实行自我限制，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即使一次不能随时任意中断的谈话，也包含着不自由的成份。此外，一个作家如果喜欢而且能够道出一切，毫无保留，把他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这样的作家是不足道的。有三个错误人们必须要提防。其一，一切看起来或据说似乎是绝对的任性，因而成了非理性或超理性的东西，在根本上必定仍旧是必然的及非理性的；否则情绪就将转化为顽固，不自由就将产生。自我限制将沦为自我毁灭。其二，实施自我限制不可操之过急，首先要给自我创造、虚构和热情提供活动场所，直至自我限制完成。其三，自我限制不可太过分。
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交谈中，只要是在还没有变成体系，还没有进行哲学思辩的地方，人们都应当进行反讽，并且要求别人也进行反讽，甚至连斯多噶派也把世故练达当作美德。当然也有一种修辞学的反讽，如果用得不多效果也极佳，尤其是在论争当中，然而这种反讽却反对苏格拉底的缪斯那种崇高的世故练达，就像最精彩的艺术语言的华美与风格高雅的古代悲剧是对立的那样。诗单靠自己也能从这个方面把自己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像修辞学那样建立在嘲讽的地位上。有些古代诗和现代诗，在任何地方都完全无例外地散发着反讽的美妙气息。这些诗里确定生活着一种超验的滑稽丑角。而在内部则有一种气氛，视一切而不见，无限提高自己，超越一切有限，甚至超越自己的艺术、美德和天才，在外部，即在阐述中，有一种优秀的意大利丑角那种司空见惯的戏剧格调。
切忌不要把古典文化的精神当作权威来引证。精神是个人的事，精神是手抓不住，也无法展现给旁人看的。精神只对别的精神展现自己。在精神里，最短小、最简洁的东西也足以通过上乘佳作来证实唯一正确的信仰所包含的内涵。
罗马人比希腊人离我们更近，更易于理解；但是，我们对罗马人的真正理解却比对希腊人的理解少得多，原因在于综合的人比分析的人少。因为各民族也有自己个体的含义，不仅仅是实践的类型，即艺术或科学，而且历史的反道德的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含义。
反讽是悖论的形式。而一切既是好的，又是伟大的，就是悖论的。
把机智当作报复的工具，就如同把艺术当作感官刺激的媒介一样卑鄙。
有的作家像饮水一样痛饮无限，有的作品里，连狗都提到了无限。
一个真正自由的、有教养的人，似乎要能够自己随心所欲地使自己具有哲学或语文学的、批评或诗的、历史或修辞学的旨趣，就像调校一件乐器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程度上都随心所欲。
不是艺术和作品，而是感觉、热忱和冲动造就了艺术家。
诗是一种共和主义的讨论，一种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的讨论。其中各个部分都是自由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决策。
有一种荣誉感，宁为村野第一，不为罗马第二，这是旧式的荣誉感。还有另外一种荣誉感，宁愿像塔索笔下的加布利尔那样：“加布利尔，你在第一排中是第二个。”宁为罗马第二，不为村野第一，这才是当代的荣誉感。
技巧就是有个性的角落。
一个艺术家倘若没有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必要写作两部或两部以上长篇小说。――显而易见，一个作家的全部小说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部小说。
在表现中，引人入胜的因素乃是研成粉状的盐。有的精盐也呈颗粒状。
谁若自己的头脑不现代，就一定像古人一样判断新事物；过去的事物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总是新鲜的，直到他自己也衰老了。
装腔作势不是产生于对新奇的追求，而是产生于对过时的恐惧。
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不过是理性的一个类别，一个浅薄而且乏味的种类。也有一种敦厚火热的理性，它使机智成其为机智，赋予坚实的风格以柔韧性和导电性。
害怕贻笑大方，没有什么比这种担忧在起因上更为可怜，在结果中更为恶俗了。诸如妇道人家的奴性及人类某些其他的痼疾，都产生于此。
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是唯一完全非任意的，完全有意识的伪装。要想假装具有或显露出这样的反讽，是根本不可能的。谁若不懂得反讽，那么即使向他作了最坦率的解释，反讽对于他仍然是个谜。有些人把反讽当作骗术，他们或是靠着堂皇的恶作剧来取乐，愚弄整个世界，或是意识到他们本身也是反讽的所指，因而恼羞成怒。除了这样的人之外，反讽并不欺骗任何人。在反讽中，一切都应当是诙谐，一切都应当是严肃，一切都坦白公开，肝胆相照，一切又都伪装得很深。它产生于生活艺术感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产生于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融聚。它包含了并激励着一种感觉，一种无限与有限，一个完整的传达既不可能却又必要这样一个无休止的冲突的感觉。它是所有许可证里最自由的一张，因为借助于它，人们便超越自己；它还是最合法的，因为它是绝对必要的。平和的浅薄者们根本不懂得，必须怎样来对待层出不穷的自我嘲弄，由相信乃至疑虑，周而复始，直至头晕脑胀，误把严肃当成戏谑，又把玩笑误当严肃。倘若如此，倒真是一个绝妙的说明。莱辛的反讽是直觉，赫姆斯特休斯的反讽是对古典文化的研究，许尔森的反讽产生于哲学的哲学，并远远超越了它。
温和的机智，或没有噱头的机智，乃是散文不得不认可于诗的特权：因为只有通过全神贯注于一点，单个的念头才会获得整体性的特点。
诗只能通过诗来批评。一个艺术判断，如果本身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不论是就素材而言 ，描述素材变化必然产生的印象，还是通过一个美的形式及具有古罗马讽刺精神的自由调子而成为艺术作品，在艺术的王国就根本没有公民权。
一切会看腻的东西，是否一开始就有毛病或平庸？
罗马人知道，机智乃是一种预见力，他们称之为嗅觉。
在其生成方式上如同在其效果中，无聊与污浊的空气都是一样的。许多人聚集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时，无聊与乌烟瘴气就欢乐地产生了。
人们常常忽略了诸体裁中的亚体裁，因而对诗体裁的理论极为不利。譬如，自然诗还可再分为自然的自然诗和人为的自然诗，民间诗同样可分为大众的民间诗和学者及有地位的人的民间诗。
想要不为人理解甚至于被人误解，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在词汇最原本的意义上使用词汇，对于从古代的语言流传下来的词尤其如此。
一个规划就是一个未来的客体在主体中的萌牙。完美的规划一定既是完全主观的，又是完全客观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个体。就其渊源而言，完全是主观的，是构想出来的，只有在这一个思想里才是可能的；就其特性而言，完全是客观的，自然的和道德上必不可少的。对于可以称之为来自未来的断片的规划的意识，与对于来自过去的断片的意识，仅仅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在前者那样，它是渐进的，在后者这里则是回归的。重要的是一种能力，直接地把对象变为理想，同时又变为现实，补充对象，并部分地在自身里说明对象。鉴于现在恰恰是那些与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或分离有关的东西是超验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断片与计划的意识，乃是历史精神的超验部分。
许多古代人的作品已成为断片。许多现代人的作品则刚刚开始成为断片。
因为一个民族越是没有完结，就越是批评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的对象，所以德意志民族性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为性格刻划家们所热衷的对象。
尤如莱布尼茨的可能的世界一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具有同等权利要求存在的人。存在者微乎其微。
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就是纯粹的善的意志最具魅力的象征。
假正经就是既不清白而又要求清白。只要男人们多愁善感，愚昧无知，堕落到要求妇女永保纯洁、没有教养的地步，那么妇女必定是假正经的。因为唯有清白能使没有教养变得高尚。
人们应当具有机智，而不应当强求有机智，否则庸俗，即亚历山得里亚情调的机智就产生了。
设法使别人侃侃而谈，比自己说得精彩困难得多。
最伟大的哲学家对于我，就像斯巴达人对于柏拉图一样。柏拉图无限热爱和崇敬斯巴达人，但他一再抱怨他们无处不是半途而废。
真正的爱情，按其根源应当显得既是完全任意的和完全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和自由的。就其性格而论，却应当显得既是规定又是美德，既是秘密又是奇迹。
素朴的，就是或看起来是自然的、个性的或古典的，达到了反讽，或者说达到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素朴如果仅仅是直觉，那么就只是天真、幼稚或愚昧的；素朴如果单单是意图，就会产生做作。美的、诗意的、理想的素朴必须既是直觉又是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意图的本质就是自由。意识还远远不是意图。有某种对于自身的单纯或曰幼稚的可爱的观照，其本身就说不出的幼稚可笑。意图所要求的不是深刻的预估或计划。就连荷马作品中的素朴也不仅是直觉：荷马作品中至少有如此多的意图，比如在可爱的儿童和纯洁的姑娘的优美中。即使荷马没有意图，那么他的诗及诗的本来的作者，即自然，却有着意图。
对于精神，有体系与没有体系同样是致命的。或许精神必须下决心把二者结合起来。
正因为现在哲学碰到企么就批判什么，所以对哲学的批判也许不外乎是一个正当的报复手段。
印刷出版与思维的关系，就像产房与初吻的关系一样。
任何一个没有修养的人，都是自己的漫画。
许多赞扬者通过他们自己的小气，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偶像的伟大。
作家如果无言以对批评家的批评，就会对批评家说：你也没有本事干得更好。这好像死守教条的哲人想要指责怀疑论者无力构想出一套体系一样。
对话是断片组成的一条链，或者说一个断片的花环。通信是放大了比例的对话，回忆录是对话组成的体系。还没有任何东西在材料和形式上是断片式的，而同时又是全然主观的和个人的，全然客观的并像包容所有科学的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样。
不理解大抵根本不是缺乏理解力，而是缺乏想象力。
从主观来考察，哲学正像史诗一样，总是从中间开始。
原理之于生活，尤如内阁里制定的战斗指令之于战场上的最高司令官。
此外，关于精神和文学的学说之所以这样趣味盎然，正是因为它使哲学与语文学产生接触。
一部小说所要阐发的教喻必须是这样的，它们只能整体地传达，不能单个地证实，也不能通过肢解来穷尽。否则诡辩的形式就精美高级得无以复加了。
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完善到反讽的概念，就是绝对的对立的绝对综合，两个冲突着的思想自行产生着经常的交替。而理想则既是观念又是事实。如果思想家觉得，理想不具有古代神祗对于艺术家所具有的那样众多的个性，那么所有涉及观念的活动，就不外乎是用空洞的公式玩无聊乏味又伤精费神的掷骰子的游戏，或者像中国的和尚那样默默凝视着自己的鼻尖。没有什么比这种没有对象的感伤的玄思更可怜，更可鄙的了。不要把这种事情说成是神秘主义，因为这个古老美好的字眼对于绝对哲学来说，是那样有用，那样不可或缺。精神在这个绝对哲学的立场上，把一切都看成隐秘，看成奇迹。而从别的角度来看，精神则认为这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自然的。微观的玄思犹如宏观的抽象一样罕见，然而正是它们创造了科学的机智的全部材料，正是它们创造了更高级批评的原则、精神教育最高的等级。在古人那那，这个抽象化乃是直觉，正是这个伟大的实践的抽象使古人成其为古人。即使各个类型本身并不异常孤立，并不听凭其独创性任意摆布，个性也不完整地表达它的类型理想，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个性不仅凭着理解力和想象力，而是凭着整个灵魂，任意地时而飞到这一个、时而飞到那一个天地，就像飞到另一个世界似的；个性自由地时而抛弃它的本质中的这一部分，时而丢掉那一部分，而把自己完全限制在另一个部分里；时而在这一个，时而在那一个个人身上寻觅并找到它的一与全，把其他一切都故意忘掉；这一切只有精神能做到，一个自身内部包含了大多数其他精神及许多人物的精神，在其内部，如人们所说的，在每一个单子上将要萌芽的宇宙，成长并成熟起来了。
谁刚读过阿里斯托芬这位喜剧的奥林匹斯山的作品，就会觉得浪漫主义的挖苦揶揄，就像一条从雅典娜的衣服上拉出来的长长的线一样，就像一团天国的火。最好的东西从这里飞落到了尘世。
奥维德与欧里庇德斯颇为相象。他们有同样的感染力，在修辞上同样洋洋洒洒，锐利的洞察力常常也一样的不合时宜，他们还有着同样丰富的引人发笑的本领，同样的虚荣和浅薄。
无论是色诺芬的阿提斯式的教养，还是他对多立斯式和谐的追求，或是他借以显得可爱的苏格拉底式的优美，即那种风格具有的动人的质朴、清晰和本身的甜蜜，都无法替他坦然大度的心境掩盖其劣迹。他的生平和他著作最内在的精神便是这种卑劣。《回忆录》表明，他如何没有能力理解他的老师的伟大。《长征记》，这部他著作中最趣味盎然、最美的作品则表明他本人如何渺小。
一个断片必须像一部小型艺术作品一样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必须像刺猥一样自身内部完善。
在吉本的著作里，英国冬烘先生对于古典土壤上的希腊人那种拙劣的狂热信仰被高尚化了，成了对衰亡了的辉煌业绩的断垣残壁的一句句感伤的碑铭，但是这种迷信却无法摆脱其本性。吉本的著作不同程度地表明，他根本没有理解希腊人。他仅仅喜爱罗马人物质上的奢华，而按照他那个分裂成为重商主义和数学的民族的方式，更喜爱数量的崇高。应该想一想，土耳其人也可以有同样的伟绩以满足他的偏爱。
如果说机智是总汇哲学的原则和器官，而一切哲学不外乎是总汇性的精神、是所有那些永远在混合又在不断分离的科学的科学，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化学：那么绝对的、热情奔放的、彻头彻尾物质的机智所具有的价值和尊严就是无限的。在这种物质的机智里，培根和莱布尼茨，这两位经院散文的巨匠，一个在经院散文开先河者中出类拔萃，另一个在经院散文的佼佼者中堪称一绝。这个体裁的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是警句。警句之所以成为警句，乃是借助于它们生成时令人惊诧的偶然性，得益于思想的聚合力和匆匆道出的表达的巴罗克韵味。
实现上帝之国这个革命性的愿望，乃是渐进的文明生气勃勃的基点和现代历史的起点。所有与上帝之国无关的，在现代历史中都只是无足轻重的。
阿拉伯人生性好争论，在各民族中是否定论者。一旦译文完成，他们就把原文销毁或扔掉。他们这种爱好表明了他们的哲学的精神特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或许开化得多，但是就世界上所有各种文化而言，他们又比中世纪的欧洲人野蛮得多。也就是说，既反对古典又反对进步的，就是野蛮的。
天主教是素朴的基督教，而新教则感伤得多，并且除了它的展开论争的革命性功绩之外，还有积极的功绩，即通过对《圣经》的崇拜引发了真正的语文学的产生。这门学问对于总汇的渐进的宗教也很重要。也许新教所缺少的只是文化教养。新教把一些《圣经》的历险论改成荷马式的史诗，把其他的历险记用希罗多德的坦率和塔西陀的严厉写得充满古典时期的历史古风，或者把整部《圣经》解释为一个作者的作品：所有人都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许多人会很愤慨，一些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很拙劣，是多余的。然而不论什么东西，只要能把一个宗教搞得更加自由，会显得是多余的吗？
宗教大抵只是对文化教养的补充或补偿，一切事物，如果不是自由的产品，在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宗教的。可以这样说，越自由，宗教越多；文化教养越多，宗教就越少。
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不道德是合法的，而在希腊悲剧家们的作品中，不合法却是道德的。
但丁的预言诗是超验诗唯一的体系，永远是超验诗最高的体系。莎士比亚作品的总汇性如同是浪漫艺术的核心。歌德的纯粹诗意的诗，是诗里最完善的诗。这就是现代诗伟大的三和弦，在所有现代的诗艺术经典作家精选中，不论范围多宽多窄，这三个人都是最内在、最神圣的一组。
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单个的伟大不那么孤立。他们较少天才，然而不乏才智。一切古典的事物都是富于灵性的。整个古典文化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绝对伟大的、绝无仅有和不可企及的。
如今有多少人过于柔弱善良，连悲剧都不敢看；又有多少人过于高贵，不屑于看喜剧。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这个要诋毁法国革命的世纪的道德。
恰如其分（KORREKT）这个词的意思是，按照整体的精神有意使作品最内在与最细微之处得以纵向和横向的发展，还意为艺术家实践的反思。有鉴于此，在恰如其分这个词较高贵的、原本的意义上，现代诗人中没有人比莎士比亚更恰如其分。
真正的神秘主义，是最崇高的道德。
有些人具有趋向真理的天才，大量的人则具有趋向谬误的才能。这也是一种才能，有着同样巨大的工业为之撑腰。错误的各组成部分，常常从人类精神中的世界各地以不倦的努力向着绝无仅有的错误汇拢，好像是去品尝珍味佳肴一样。
众所周知，莱布尼茨让斯宾诺莎给自己配眼镜，这是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哲学唯一的一次交往。但愿莱布尼茨也让斯宾诺莎为自己装一又眼睛，以便能从远处窥探哲学中他不认识而斯宾诺莎却熟谙的地域！
混合的思想据说是哲学的画稿。画稿对于绘画行家的意义是人所共知的。谁倘若不能用绘画铅笔拟出哲学的世界，谁如果不能寥寥数笔勾勒出每一个有形的思想，哲学对于他永远不会成为艺术，也决不会成为科学。因为哲学之路只有经过艺术才能达到科学，反过来，就像诗人只有穿过科学才成为艺术家。
达到了反讽并且带着具有自我毁灭的任意表象的意图，与达到反讽的直觉同样素朴。就如素朴和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矛盾作游戏一样，荒诞与形式和物质的奇妙掺和作游戏，热衷于偶然和奇异的表象，似乎在炫耀无条件的任意调情。幽默所要处理的内容是存在与非存在，其核心的本质是反思。所以它才与哀歌及一切先验的东西有血缘关系；从这里也才产生了高傲和对机智的神秘的偏爱。如同创造力对于素朴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严肃的、纯粹的美对于幽默也必不可少。幽默最乐于飘游在轻扬明澈地流动着的哲学或诗的叙事谣曲之上，飞越笨重的累赘和断简残篇。
画家需要明亮的光线，但不要直射的阳光或耀眼的反光，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顶光。思想家正需要这样的光。
要能做到有片面性，也必须有一面。对于那些只能理解一个事物的人（即那些按照柏拉图为这类人所做的描述名符其实的游吟诗人），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一个事物对于他们就是一切，而是因为这对于他们是唯一的，他们总是老调重弹，直到把它唱滥了。他们的精神完结，空白的空间就马上出现。他们的全部本质就像一个与黄金有相似的延展性的点，让自己在锤子的锻打下向四方延伸，打成一个薄得令难以置信的小片。
哲学中某个主题之所以不停地重复，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或是作者发现了某个东西，但是他自己还不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著作有很强的音乐性。或是他听到了什么新东西，但又听得不真切：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主义者是最伟大的文学音乐家。
但是内在的美和完善的根本的生命力是情志（GEMUT）。人们可以有精神而没有灵魂，灵魂充足尽管情志不足。然而道德的伟大的直觉，就是我们称之为情志的东西，只要学会说话，于是就有了精神。它只要激励自己，热爱自己，就完全是灵魂；精神就像是思想的音乐；什么地方有灵魂存在，什么地方情感就获得轮廓和外形，就有高尚的关系和富于魅力的色彩。情志是崇高的理性的诗，通过与哲学和道德经验的结合，从情志中产生了莫名的艺术。这门艺术攫住了混乱的匆匆而过的生活，把它塑造为永恒的统一。
一个美的精神对着自己微笑是美的，一个伟大的自然静穆地严肃地观察自己，这样的时刻是崇高的。然而最高的则是两个朋友同时在对方身上清楚而完整地窥见自己灵魂中最神圣的东西，并且通过对方的补足而感觉到自己的缺陷。这乃是友谊的精神观照。
友谊是局部的爱情，爱情是包括一切方面、所有方向的友谊，是包罗万象的友谊。必要的界限的意识，是友谊中最不可缺少、最难得的东西。
理智是机械的精神，机智是化学的精神，天才是有机的精神。
在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中，经常散发着另一种艺术精神的气息。难道在画家的作品中不是这样吗；米开朗琪罗的画不是有机分类似雕刻吗？拉斐尔的作品不是有些建筑风格吗？柯雷吉奥画得不是有音乐韵味吗？而且他们肯定并不因此而减色，而不如仅仅是画家的提香。
活力最不需要显露它的本领。如果情况要求它这样做，那么它往往会显出被动的样子，被忽略掉。它满足于悄悄地产生作用，即不虚张声势，也不用手势。技艺超群的高手，天才的人叫喊着要达到一个既定的目的，创造一部作品，如此等等。而精力充沛的力仅仅利用时机，处处都准备着，无限地能屈能伸。他或者有不可胜数的计划，否则就是一个也没有：因为活力虽然胜过单纯的灵活，它是它生作用的、被规定为向外产生影响的力量，但它也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整体的人借助于它来教育自己，去行动。
消极的基督徒大多从一种医学的观点来看待基督教，而积极的基督徒却是从一种重商主义的观点来看待。
本能的语言是模糊而形象的。一旦它被误解，就立即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一个个时代、一个个民族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其次数并不比个人所遇到的少。
有一种机智，由于它的纯净、详尽和对称，可以称为建筑式的机智。如果它以讽刺的面貌出现，就产生了最原本的冷嘲热讽。它不得不有条有理，然后又打乱这种局面，尽管尽善尽美，却好像缺点什么，似乎不很连贯。说不定这种巴罗克风会在机智中创造出伟大的风格。它在传奇里的作用很重要，因为故事只有借助于这样一个美的奇闻才能永保新颖。《漫游人的谈话》那个很少为人理解的意图，似乎就是这个倾向的发展。对于纯粹的中篇小说的意识几乎已不复存在，但肯定没有人为此大惊小怪。此外，在人们不唤醒这个意识似乎就不会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形式时，重新唤醒这个意识大概不是件坏事吧。
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因素，在现实中常常限制他，而他则调节自身以适应它们。对于每一个孤立地、不是历史地、从整体上研究哲学的人，在体系中都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现代哲学中一些错综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就像是古希腊诗里的传说和众神一样。它们在任何一个体系中都露面，不过总是经过改头换面。
在立法、执法或审判的权力为实现其目的而必不可少的行动和法令之中，常常出现一些绝对任意的东西，它们既不可回避，也不可能从这三权的概念中推导出来。这些权力本身似乎无权产生这种任意的东西。这样做的权限不就是从必然也有选举权的宪法的权力中借来的、而不是宗教中褫夺教权的禁令权力吗？国家一切绝对任意的法令不是靠着宪法的权力才得以出现的吗？
阅读就是满足语文学的冲动，用文学来刺激自己。人们恐怕不会为了没有语文学的纯粹的哲学和诗而阅读。
神秘主义乃是所有的哲学的狂热中最适度最廉价的一种。人们可以赊贷它的只有一个绝对的矛盾，于是它便以此担负一切需求，而且日子还能过得豪华气派。
为了理解某个对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就必须首先透彻地理解他，超出他对他自己的理解，然后却还要像他本人那样一知半解地来理解他。
谁如果觉得哲学或诗是一个个体，他就理解了哲学或诗。
法国人在这个时代里独占鳌头，这是自然的。他们是一个化学的民族，化学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最活跃，他们也大规模地在道德化学里展开实验。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化学的时代。一切革命都是包罗万象的，但却不是有机的，而是化学的运动。大商业是大经济的化学；也许存在一种这样的炼丹术。小说，批评，风趣，社交，当代修辞学和迄今为止的历史学的化学本性不言自明。……按照那个思想类推，继化学的时代而来的，将是一个有机的时代。在将来，下一个时代地球上的公民也许远不会把我们设想得与我们设想自己那样伟大。许多现在令人惊诧不已的东西，届时他们将当成人类青年时代有益的练习。
有些语法学家似乎要把古代国际法的原则，即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是敌人，引到语言中来。然而，一个勿需外来语汇也能妙语连珠的作家，将认为使用外来语总是合理的。因为外来语中类型的特性本身就要求或希望具有一种渊博的色彩；古代词汇较之许多所谓的人或语法学家，常常不仅具有更多的经验和理性，而且也具有更多的生命力和一致性。历史的精神总是怀着敬畏和爱对古代词汇产生兴趣，并乐意有机会时使它们返老还童。
解放宗教，那么一个新的人类就产生了。
断念是无限的、自主的、不断在自身内活动的、神圣的思想。
宗教不只是文化教养的一部分，人类的一个肢体，而是所有其他一切事物的中心，无论什么地方它都是首要的和最高的，最最本原的。
就像空气一样，宗教必然处处环绕着道德的人的精神流淌。这个充满神性的思想和感情的明亮的混乱，我们称之为热情。
人类必须使自己超越自己，这乃是人的特性。
美德就是变成了活力的理性。
诗的生命与力量在于诗从自身出发，从宗教那里撕得一块，然后回复到自身，并且占有这块宗教。哲学也同样如此。
柏拉图的哲学是未来宗教的庄严宣言。
最高的善和唯一的功利是文化教养。
人类在地球上其他各种生物中的地位，就是艺术家在人类中的地位。
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首要、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明智的人的心中，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见出它。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自然和宇宙，并对它们进行思考；对神性却办不到。只有身处人类之中的人，能够写出神性的诗，像神一样思维并与宗教生活在一起。没有人任何人可以靠他自己成为他的精神的直接的中间人因为直接的中间人必然是一个客体，观察者把这个客体的中心排除了自己的内心。人们给自己选择并树立中间人，但是人们只能选择并树立那个已经把自己树立为中间人的人。中间就是在自己内心中窥视到神性的人，为了在道德和行动、言语和作品中向一切人宣布、传达并描绘神性，毁灭性地牺牲自己。倘若这个冲动不成功，那么所窥视到的东西就不是神性的，或不是自己的。居间调解或被调解，是人的全部更高的生活，并且每一个艺术家对于所有其他人，都是中间人。
艺术家就是自己的中心在自己心中的人。谁若心中没有自己的中心，就必须在自己身外选择一个既定的领路人和中间人，当然不是永久地，而只是在开始时要如此。因为没有一个活的中心，人就不能存在，人的中心若不在自己心中，则只能在另一个人的心中寻觅它，只有另一个人及其中心会刺激并唤醒他的中心。
上帝就是每一个全然本原的、最高的东西，就是最高的幂中的个体自身。然而自然和世界不也是个体吗？
正是个性才是人身上原始的和永恒的东西；人性倒不那么重要。把培养和发展这个个性作为最高的使命来做，可以说是神圣的自我主义。
有一种美的坦率，像花一样开放，为的只是放出芳香。
宗教与道德的区别很简单，在于把一切事物分为神性的和人性的这个古老的划分，只要人们正确理解它们。
谁若不是通过爱来认识自然，就永远认识不了自然。
哲学是一个椭圆。我们现在离得较近的那个圆心是理性的自我法则。另一个圆心是宇宙的理念。在这个圆心里，哲学和宗教碰到一起了。
（一行注：古代人的自我是诸同心圆中的一个圆，其圆心乃是共同体的神，人通过献祭和战争而共感到这一圆心。而现代人的自我，在其严格和极端性中乃是相交而不同心的圆（原）子，每一自我的圆心都是绝对的个体性，从这里也可以抵达神，但这个神永远与虚无共生。古代人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圆心，一个共同的神，但此共同体之神是有边界的，亦即以共同体的力量范围为界，界外则是别的共同体的神，于是有敌意和诸神之争。而现代人从绝对的个体性出发所抵达的神，正因其是个体的神而才可能是真正普遍和无限的，因为在这个神下面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虚无。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摇摆，人的自我一般呈现一种撕成两半的双曲线状态，一种有两个中心或焦点的存在，它分裂而成的两条轨迹不仅永不相交，而且越离越远。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在古代与现代的争执中应该成为一个椭圆。他同样拥有两个中心，但他的生活轨迹上的每一点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审慎和平衡：它环绕着这两个中心运行，但离这两个中心的距离之和永远相等。正如椭圆是最美的图形一样，这样的人也拥有最完善的自我。）
艺术家如果不奉献出整个的自己，就是一个无用的奴才。
只有在一个正在爱着的女子身边才能建立家庭。
一个人只有与世界一致，才能与自己一致。
像中世纪的商人一样，艺术家现在也应该排好队列，互相保卫。
你若想完整地观察人类，那么就从家庭入手吧。家庭里，所有个人的情感都有机地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家庭才是完整的诗。
一切自主性都是原始的，都是独创性，而一切独创性都是道德的，是完整的人的独创。没有独创性就没有理性的能量，就没有情志的美。
牺牲（OPFER）的隐意是有限的消灭，因为它是有限的。为了表示牺牲只是为此而产生的，必须选择最高贵与最美的，首先就是人，这尘世的花朵。人祭是最自然的牺牲。但是人比尘世的花朵内蕴更丰富；人是有理性的，而理性是自由的，甚至不外乎是一种永恒的趋向无限的自我规定。即人只能献祭出自身，而且在当前的圣祭中，人亦是如此行事的。下层的贱民们是看不到这个神性的。所有艺术家都是戴西乌斯。成为艺术家，这句话的含义不是别的，只是把自己献祭给尘世间的神性。在毁灭的热忱中，首先展现出来的是神的创造的意义。只有在死亡的中心，永生的火花才燃着了。
（转自： 蜥蜴子论坛 发贴人eid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