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圣经》 　　它是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 作为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其最重要的主题是人。 　　[2] 《古兰经》 　　伊斯兰教的经典。从对世俗的征服来看，它表现的威力比任何神迹都大。 　　[3]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没有牛顿，就没有近代科学。牛顿第一次表明人可以像上帝那样洞察世界的奥妙，这种思想在思想史上是空前的。 　　[4] 达尔文《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在看来不变的事物中找到变化，在看来没有联系的事物中找到关系。 　　[5]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梦是最一般的心理现象之一，也是各种迷信和预言的来源之一。弗洛伊德主要功绩在于理性地把梦作为一种对象来研究，并得出划时代的发现——潜意识。弗洛伊德指出，人并不是自己行为和精神的主宰，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控制。 　　[6]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著作有这么多人阅读、学习和研究，正是《几何原本》把数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纯粹数学，并且对于近代科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7] 亚当·斯密《国富论》 　　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体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斯密发现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运行的主要矛盾——公平与效率。 　　[8]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两个世纪以来，马尔萨斯可以说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即便他的每一句话、每个数据都是错的，其精神实质总是得到辉煌的证实。 　　[9] 卡逊《寂静的春天》 　　同《人口原理》一样，《寂静的春天》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提出严重警告的警世之作，在它出版四十多年之后，“环境”已经成为最流行的热门词条之一。 　　[1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作品，同时它又是具有深刻思想的理论著作，这两者的结合造成它的非凡的影响。它是“共产主义的圣经”，真正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 　　[11] 《论语》 　　代表中国文化的首屈一指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在于人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也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12] 孙武《孙子兵法》 　　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以及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 　　[13] 拉瓦锡《化学原论》 　　人类面对的就是多样多彩的物质世界，化学就是关于多样性的科学，而且化学不单纯是“自然科学”，它还是人工科学。不少人低估了化学革命，也没有对拉瓦锡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14] 麦克斯韦《电磁通论》 　　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物理科学的重大突破和完美综合，而且从技术上产生出惊人结果。一方面通过电工学使整个文明社会电气化，使工业自动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电磁波的预言和发现，直接把人类引导到无线电世纪，而这构成了信息与传媒社会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15] 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与马克思相提并论。马克思侧重经济基础，而韦伯则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作用。在一个片面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理性的经济伦理——诚实、信任、责任、互惠是多么难以建立起来。而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的重要意义。 　　[16] J.S.穆勒《论自由》 　　“自由”是一个美丽的字眼，但不少人对它只是泛泛而谈，许多人批判它更是偷换概念、言不及义。穆勒的《论自由》是迄今为止论述社会自由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第一批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名著。遗憾的是，一百年后，一些中国人对此书的内容仍然茫然无知。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法律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建制之一。历史上的许多政治理想和社会大同的思想，最终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落在实处。所以历代思想家对法律多有思考，但他们往往从某一角度出发，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的法学巨著，其核心在于法律至上和三权分立学说。这不仅在历史上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对今日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8] 卢梭《社会契约论》 　　启蒙运动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它与工业制度的结合是社会现代化的两个动力。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但时至今日，人们对卢梭仍有许多误解，不是认为他的思想和其他人差不多，就是认为他十分激进。仔细研究一下他的思想，会发现他有许多独创之处。 　　[19] 希特勒《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希特勒在书中反复明确宣传他的政治理想。概括起来就是：种族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生存空间、第三帝国的理想国。这些思想在希特勒死后并没有消失，仍然在以各种形式延续着。 　　[20] 麦克卢汉《理解媒体》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可是很少人关注信息的传播；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之中，可是没什么人注意到它的影响。麦克卢汉是最早开始关心媒体对个人、对社会的改造的人，提出“媒体即消息”的论点。他开拓了一个无尽的前沿，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 　　[21] 柏拉图《共和国》 　　世界哲学归根溯源只有两种，其中之一是希腊哲学。了解希腊哲学，首先要谈柏拉图。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哲学不是那种空洞言词的游戏，也不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教条。哲学要对一般概念和理论进行发挥和论证。 　　[22]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亚里士多德是许多学科的开创者。与柏拉图不同，他是学科的体系化者；后来许多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是以他的体系为模式来做的。《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的汇编。逻辑和语言一样，平时感觉不到它有多重要，而只有在思想混乱一团时才感到其必不可少。逻辑是整理思想和知识的框架，没有它，理论和科学都无从产生。 　　[23]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 　　20世纪生命科学最重要的事件是分子生物学的产生，分子生物学来自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而这两位科学家恰巧都受到薛定谔这本小册子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成就，使其后五十年生物学完全改变面貌，而且还将在下一个五十年、一百年改变世界的面貌。这条路恰巧是一位连化学都不太懂的物理学家打通的。 　　[24] 维纳《控制论》 　　该书实际上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整套新学科的产生。控制论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庞杂；20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如非线性科学、浑沌理论、复杂性理论、人工生命、直接或间接的与控制论特别是维纳的思想有关。 　　[25] 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正如威尔逊所说，社会生物学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普遍理论，使之能够依据群体的各种参数关系以及由物种遗传结构所产生的行为在受到制约的情况下，来预见社会组织的特征。显然，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正如达尔文一样，只要把动物同人类联系起来，终将会受到挑战。 　　[26]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对人的本质的洞察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从古到今，人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人本身，人希望认识自己；而这恰巧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实质。但人是复杂的，这种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文艺作品为我们提供一个最佳的场所。 　　[27]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作家当中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他就是人类心灵最为深刻的探索者。或许，是人心的洞察者。俗话说“人心叵测”，这似乎有贬义，但人心的确难以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度量，而文学作品却可以弥补科学的不足。 　　[28]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 　　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可以看成是19世纪初思想状况的一个百科全书，从这里勾画出未来发展的蓝图。这本百科全书的大纲就是科学分类。学科的不断分化与专门化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只有科学分类才能告诉我们它们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历史线索。 　　[29]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 　　边沁在国内不大为人所知，但不少人对他的“功利主义”应该有所耳闻。边沁的功利主义主要问题在于他过于强调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一致性，而且事在人为，总可以使其一致。虽然边沁的每一种理想都遭到许多反对，但是在英国本土却渐进地得到贯彻，这也许是19世纪英国得到和平发展的原因所在。 　　[30] 《奥义书》 　　世界哲学归根溯源只有两种，其中之一是印度哲学。但印度哲学过于抽象、过于脱离现实和现世，它没能繁衍出健康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而只是停留在纯哲学的层面，更多的是塑造印度人乃至印度宗教的精神。《奥义书》是印度哲学的源泉。它首先从巫术、仪式中过渡到哲学性质的问题，并谋求其解答；它开辟了印度哲学的先河。 　　[31] 歌德《浮士德》 　　歌德用“古典的”形式创造一个崭新的，完全属于新时代的理想的人。在歌德的浮士德身上，最主要的是为求知识的无尽的探索精神，这个精神可称之为浮士德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西方的科学昌明与文化鼎盛的时代。 　　[32]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名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助于精神的提升，精神提升的关键在于人生意义的认同。唐·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丘以及书中的其他人物对每个读者来说都不陌生，一个人在他生活中，总会遇到类似的人物和情景。除了技术进步之外，你会发现现代的人性与塞万提斯描写的16世纪的人性与非人性何其相似乃尔。 　　[3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20世纪没能灭亡恐怕得归功于凯恩斯，是他拯救了资本主义免遭灭顶之灾。战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是他奠定的。 　　[34]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 　　阶级的划分除了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之外，一般使用比较随便，但划分的依据不外乎政治、经济与身份地位。但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由于有闲阶级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有必要对有闲阶级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做一番探讨。 　　[35] 福柯《词与物》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实在要说，那就是“学科分类与演化的科学框架”。在学科肆意泛滥的今天，科学的分类实属当务之急。 　　[36] 罗尔斯《正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于1971年出版。其中讨论的主题没有一样是新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问题，但是，他却是在新的环境之下来考虑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标志着道德哲学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37]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 　　“人是什么?”——人们对哲学本来应该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一直没有给出像样的答案。卡西尔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由于所有的文化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人有形成概念的能力之上，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发明和使用人工记号和符号。卡西尔认为这些“符号形式”正是哲学所应该集中研究的对象。 　　[38]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语言是21世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人的一生都在用语言同人打交道，也通过语言进行思考；但是围绕语言有许多老大难问题至今不能理解。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引起一场语言学上的乔姆斯基革命；这是一场对整个语言理论的正本清源。它不仅在语言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而且影响到许多周边领域，涉及许多基本问题。 　　[39] 冯·诺伊曼，摩根斯坦《对策论与经济行为》 　　冯·诺伊曼的工作从方法上标志着数理经济学的新时代。他的方法证明，现代数学的公理思想，抽象的概念对于实际问题一样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他的哲学观点预示着未来数学家的工作——数学家可以在极其广泛的领域中选择课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策论还是与经济学的结合已经取得而且必将取得重大进展。 　　[40] 微耳和《细胞病理学》 　　现在的西医被称为“科学的”，归根结底，有赖于把疾病的原因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这正好是德国医学家微耳和的主要贡献。他是细胞病理学的缔造者。1858年他发表了《细胞病理学》，其中完整地阐述细胞学说，并声称“所有细胞来自细胞”。 　　[41] 汤因比《历史研究》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有识之士总要考虑当前与过去的关联，将来的发展趋势等等；而这就需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建立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而史论就是为这些人打造航海罗盘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众多的史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包含大量的理论概括及创新。 　　[4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到了20世纪，史学界出现一次大的革命，那就是“年鉴学派”的兴起。年鉴学派反对把历史局限于政治史范围之内，主张研究历史的全貌。布罗代尔就是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工作，年鉴学派在二战后占主流地位，其影响也从法国扩大到全球。 　　[43] 罗素《自由与组织》 　　在18世纪末，可以说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却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如今如此惊人的差距。过去的历史哲学也许能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但无法预测历史发展的速度。而19～20世纪与以往历史的不同之处正好在于速度的变化。罗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指出引向这种变化的因素。 　　[4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20世纪究竟是继往开来走向进步走向辉煌的时代，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小插曲，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作为一个极端的时代，肯定会遗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值得我们反思。 　　[4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21世纪，各种文明的命运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问题。本书就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反思的结果。亨廷顿害怕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联手打败基督教文明，但是前两者是不可能结合的，这点上他的判断显然有误。然而文明的冲突是否能造成新一轮的“西方的没落”，却不是没有可能。 　　[46] 加缪《鼠疫》 　　从古到今，人类不断面对各种灾难，但他们很少能够对灾难有所准备。这本讲人类如何面对灾难的书创作于希特勒时代，许多人感到无望。在这关键时刻，加缪看到面对灾难的惟一正确态度，就是不要听从命运的摆布，也不要听从权威与利益集团的煽动。 　　[47]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这是一本“禁书”，也许是最著名的、名副其实的禁书。尽管它因“性”被禁，却并不等于说它的题材只是性。在书中，劳伦斯不仅要求一个人真正“性”的解放，更要求从工业文明、传统文化以及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解放的人”。这些才是劳伦斯思想的深义。 　　[4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9世纪两位大思想家对20世纪有着持续的影响：一位是马克思，一位是尼采。这本书是尼采著作的顶峰。它包括尼采过去的一切思想，这些思想用两个新的概念，即超人和永远轮回来加以贯穿。 　　[49]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 　　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科学哲学的一次革命。波普尔说：“经验科学就是理论体系，我们可以把认识逻辑称做理论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就是普遍的命题。”按照他的学说，科学理论“不是由观察开始，而是由问题开始”。波普尔的整个科学理论的出发点是划界问题，也就是找出一个判据来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 　　[50]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人们对未来有所企盼，但同时又对未来充满恐惧；在一个变化剧烈的世界中有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人们希望驾驭它。到20世纪后半，未来学应运而生。对未来学家的评价首先在于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或仅仅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能否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托夫勒做到了这点。他的这本书在1980年出版，而20世纪后二十年正是按照这个蓝图来实现的。 　　[51] 波伏瓦《第二性》 　　女性占人类的一半，但研究与思考女性问题的著作却少得可怜；英译本《第二性》195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尽管时隔半个多世纪，女性主义和谈论女性的书出版无数，但是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一样，使人感受到如此浓郁的学者气息。 　　[52] 纪德《伪币制造者》 　　在大众文化如此昌盛的今天，纪德的书不会出现在休闲读者之中。但是，文化也是两极分化的，在高雅文化发展而且存在发展土壤的地方，纪德不会消失，相反，会维持着他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作品很观念化。在本书中，他试图成为真的人，但什么是真的? 　　[53] 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 　　尽管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著作难以产生，但我们还是选择了萨义德的这本书。因为我们也许可以从思想自由和知识分子看到文明的未来。在书中，萨义德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1987年贾可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出版，以后是否还有知识分子? 　　[54] 莫诺《偶然与必然》 　　生命科学存在着许多谜!至今我们还对生物体的精巧别致莫名其妙，我们还不知人是不是一台机器，也不知生物进化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不知道生死界究竟在何处?而这本书阐述就是法国生物学家莫诺对生物进化的哲学思考。 　　[55] 萧伯纳《人与超人》 　　萧伯纳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英国(爱尔兰)剧作家，在世界戏剧史上大致也处于同等地位。他的大部分剧本可以称之为“思想剧”，而其中顶尖之作可以说是《人与超人》，该剧真正表现了萧伯纳自己特有的哲学——生命力哲学。 　　[56] 西蒙《人工物的科学》 　　近二百年实验科学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人工的世界；而制造人工物就是发明、仿造、改进、组合直至本书所说的设计。尽管现在设计科学已成为一个专业领域，但未来需要的恰巧是西蒙这样的博家而不是狭窄领域的专家。只有他们才能设计出未来人工物的世界。 　　[57] 泰勒《原始文化》 　　“文化”一词在媒体上的运用真是泛滥成灾，可是没什么人对它哪怕有最粗略的界定；是泰勒给他的研究对象“文化”以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他的《原始文化》被公认为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表面上看，它是纯学理的研究；然而，自然语言与原始思维对于21世纪人工智能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58]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 　　数学在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许多人也知道，也说，但并不理解。其实，欧洲人领先也就三百年，可为什么老跟不上呢?中国怎么拿个诺贝尔这么困难?这可以说是“新李约瑟疑难”。其实，照怀特海那样研究一下这三百年的历史，就会有八九不离十的答案。 　　[59]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的伟大著作已经问世将近四百年了。今天战争与和平仍是世界的头号问题。格劳秀斯已经考虑到对于战犯、损害和战费不加追究以换取有保障的和平。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学会足够的智慧，来处理战争的后果。 　　[60] 埃柯《玫瑰的名字》 　　随着技术的进步，过去靠指纹破不了的案今天可用DNA破案了；但是，心灵的事情就说不准了。符号表达是极为复杂的一件事，符号技术远没有基因鉴定那么方便。但是，符号学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难以想像的世界。埃柯的小说神奇之处就在于此。 　　[61] 笛卡尔《方法谈》 　　什么是科学精神，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但是，科学精神一定会导致科学发展，其起点必定是求知的欲望。笛卡尔在《方法谈》一书中一开始就讲述他从学校出来后的二十年的探索过程，而且在探索过程中开创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这就是笛卡尔哲学体系，其核心是认识论。正是笛卡尔把哲学扭转到了正确的方向。 　　[62] 培根《论学术的进展》 　　四百年来，尽管人们早已享受近现代科学所带来的种种福利，然而人们的头脑不一定比古时更少教条、偏见、迷信以及愚昧和疯狂的古怪思想。而培根的伟大贡献正在于列举了四种使人陷于这类错误的“偶象”(idol)或幻象。 　　[6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以经济学家知名，还荣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的政治哲学更有创见，更有影响。哈耶克的思想总有点不合时宜，但从长期来看又显得十分深刻。他是位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真知灼见不能因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被我们舍弃。 　　[64] 奥威尔《1984年》 　　在20世纪反乌托邦、反集权主义的作品中，谁又能比奥威尔写得更好呢?在他那里，既有卡夫卡的个人处境，又有A.赫胥黎的科技统治，同时还有柯斯特勒的现实主义。《1984年》是一个警世之作，就像马尔萨斯和卡逊的著作一样。 　　[65] 卡夫卡《审判》 　　卡夫卡的不朽在于他提出的问题远比他解答的多得多。在《城堡》中他谈到“提问题是主要的”。实际上这就是科学与人生的真谛。思想来源于对问题的探索，探索过程也许比拾取现成答案更有意义。 　　[66] C.P.斯诺《两种文化》 　　斯诺两种文化的论点很简单：科学家应该读过莎士比亚，而文学家应该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讲什么。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越来越难以实现了。到了21世纪初，除了高喊“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口号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一维的人降为零维的人。然而沿着本书界定的思想史的轨迹走下去，是可能升维，升到三维四维，甚至成为“超人”的。 　　[67] 帕斯卡《思想录》 　　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人的问题，不确定性或者偶然性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实际上，帕斯卡尔以概率的方法对于决定论的世界观提出挑战，不管这种决定论是上帝的决定论还是科学的决定论。这种方法到20世纪发展成为一套随机的决策理论。 　　[68]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印度同中国一样也是现在世界四大文化之一，但我们对印度却知之甚少。话说回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是了解其历史。尽管印度的历史支离破碎，缺环甚多；但《印度的发现》就是了解印度历史的最好的入门书。 　　[69]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作为大文豪，他的作品足以为他争取到不朽的地位，但作为一个伟大的人，他并不满足。他生命最后三十年就是在对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度过的。我们选《战争与和平》，是因为从中可直接看到他的历史思想。历史虽已过去，但无法用刀斧砍去，它依然影响我们的现在，也影响我们的未来。 　　[70] 鲁迅《阿Q正传》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默杀，就是捧杀。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但是，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71]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进入21世纪，世界上有五个经济大国，而日本是惟一入围的东方国家，也是最快达到这一步的国家。本书完成于二战刚刚结束时，作者对日本的民族性做了很好的概括。时隔五六十年，书中的观点基本上没过时。我们可以把这点称之为“民族性”的稳定性。无疑，日本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一个有影响的民族。 　　[72] 加西亚·马尔科斯《百年孤独》 　　对大多数人来说，拉丁美洲仍是个神秘的地区。马尔科斯在这本书中用马孔多来凝缩整个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愚昧闭塞和混乱是百年不变的内因，而美国佬、独裁者则是外因。那么“孤独”又是什么意思，作者说“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他暗示了出路，但结论令人沮丧：经历了百年，又回到原位，这似乎就是拉丁美洲的命运。 　　[73] 康拉德《黑暗的心》 　　非洲大陆是地理概念，我们所知甚少的那部分通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此书说的就是这块地方。黑暗的心有两种含义，一是黑非洲的心脏地带，当时的比属刚果；一是文明人即殖民者来到之后，从外到里进行掠夺，并从精神上进行腐蚀的罪恶行径。黑非洲不是倒退，就是仍然停滞在那里。人口不断地增长，永远伴随饥荒与贫困，其前景令人忧虑。 　　[74] 冯特《民族心理学》 　　长期以来，对心灵的研究一直是哲学甚至神学的领地，至今心理学是否是科学仍有很多争议。冯特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倡导用科学方法研究心理。1879年，他在莱比锡建立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实验心理学正式诞生，也标志着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的产生。 　　[75]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浩繁，至今仍然没能结束。他花了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最后留下了著名的李约瑟疑难：为什么如此先进的古代“科技”，没能产生近代科学? 　　[76]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圣经》中存在大量前后矛盾、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地方，这些早在基督教初创时就有人意识到了。但其中许多人采取“信仰主义”态度，“正因为其不可信才信”。而托马斯·阿奎那第一次寻求对基督教第一信条即“上帝的存在性和惟一性”以证明。这不仅使神学带有数学的风味，还由此推出一系列命题并构成精微的神学体系。 　　[77]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 　　这本书的种种观点有许多人支持，更遭到很多批判。但正如卡莱尔所说“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英雄崇拜就永远不会消亡”。究竟“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不是简单用“是”和“否”能回答的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更提出了“英雄如何从各界脱颖而出”的问题。 　　[78] 《阿含经》 　　佛教是最古老的世界宗教。佛教没有把人的崇拜集中起来的神，更没有一本大家都认同的经典。《阿含经》是最为接近原始佛教的经典，而其中包括上百部经。 　　[79] 蒙田《随笔集》 　　一个国家即使有诗、戏剧以及后来的小说，如果没有像样的精美散文，就称不上文学大国。蒙田开创的随笔为散文开拓了最高级的文学形式，而且以其直截了当、言之有物、极富启发性而为它树立了标准和榜样。 　　[80] 哈代《无名的裘德》 　　哈代作品的悲剧性震撼人心。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性的悲剧。人希望精神的上升，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有机会的人未必真正有学识和创见，他们劝裘德安分守己、乐天知命，难道这应该是未来人的哲学吗? 　　[81] 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系统考察和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列宁由此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82] 老聃《道德经》 　　它是世界上影响很大但篇幅最短的书。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 　　[83] 笛福《鲁滨逊飘流记》 　　从某些文化看来，征服自然以及诸如此类的自我挑战是不可理喻的傻事。而这些傻事的背后，有的却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在困境中通过艰苦劳动生活下去的意志以及战胜灾难、孤独的勇气。虽然，“人定胜天”之类的话，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但是，现代人还是应该以鲁滨逊的精神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并且战胜自我的。 　　[84]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真正伟大的思想总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批判叔本华的人很多，但批判他最厉害的卢卡奇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才能。叔本华的原创思想很多，其基础是两大理论：惟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前者建立以意志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从而开辟了近两个世纪的非理性思潮。 　　[85]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只有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个十分灵活、密切联系实际的哲学，它的精神完全反映在教育学当中，更重要的是，教育这个话题将是21世纪的最主要的争论问题之一，而杜威的思想以及后来进步教育的实践对于后来人肯定有借鉴意义。 　　[86] 贝克尔《人力资本》 　　除了人口、环境问题之外，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健康、教育以及相关的人与社会的发展。通常人们总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物质差距；其实，从长远看，精神文化差距才是最大的。而贝克尔的核心思想在于这也需要投资!他还指出除了个人收益之外，也要考虑社会收益，而这也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87] 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得明确区别发明与创新是他的独特之处。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知道技术发明对经济的重大推动，但熊彼得式的创新完全是“企业家”的事。熊彼得这种观点不仅为过去许多技术进步导致创新从而推动经济高涨的事例所证明，更明显地表现在2000年，高涨的信息经济突然“泡沫破裂”。 　　[88] 博尔赫斯《文集》 　　博尔赫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可能读过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他的作品把二千五百年的世界文明精华纳入其中。这也许正是“古典”的真谛。生命太短了，你怎么能读那么多，体会那么深。那么读博尔赫斯吧，他能帮你。 　　[89] 斯特伦奇《国家与市场》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虽说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学早已成为研究的领域；但是，只有本书给出系统的总结，同时制定了一个研究和分析的框架，而这正是今后理论和实践工作的起点。 　　[90] 狄更斯《双城记》 　　它叙述了法国大革命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展示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狄更斯再次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为世界编织出一个善良的人替友赴死的故事。但是，他无法解释历史之谜：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 　　[91] 《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而《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1963年到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9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对科学哲学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范式”概念以及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划分。他成为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开创者。受他的理论影响的主要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急于要把自己的专业纳入一般科学的框架之中，而这种混合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 　　[93]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 　　罗斯托的理论核心就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五个阶段。但由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从180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的经济基础上，因此在应对后工业社会的情况时有着明显的不足。人口、贫困、发展、失业仍然是21世纪经济的大问题。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再到全球化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罗斯托的研究只不过为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开了一个头。 　　[94]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到20世纪初，管理进入科学管理阶段。法约尔对管理给出一个框架，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广了科学管理原理所涉及的领域，为现代组织理论打下一个基础。他把组织比做有机体，对后来人是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不断得到批判、补充和发展。 　　[95] 马尔库塞《一维的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而被激进的学生们奉为精神导师的是3M：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新变化，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反思。《一维的人》正是马尔库塞在这方面成熟思考的产物。 　　[96] 维科《新科学》 　　维科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先驱。由于当时的主流趋势是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一切现象，特别是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但是维科第一个明确区分开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并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这为比较文化人类学，比较历史语言学，比较历史美学，比较历史法理学等奠定基础。 　　[97] 伏尔泰《老实人或乐观主义》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旗手。他的著作太多了，很难讲哪一个是他的代表作。不过有一类作品适合我们的需要，那就是哲理小说。似乎没什么其他作家写过这类作品。《老实人》的哲理相当简单，但在任何时代都碰到：不管是自然灾祸还是人为苦难，都和上帝无关。人们只有通过理智和正义，努力与邪恶势力斗争，世界才能逐渐变得更为美好。 　　[98] 卡内蒂《群众与权力》 　　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是他一生体验与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全书以科学的精神研究了四大主题：群众、权力、死亡、转变，而且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的确对群众心理学有过一些探讨，不过还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卡内提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权力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他说：“幸存之际就是权力在握之际。” 　　[99]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时至今日，心理学已经成为极为庞杂的学科体系。在20世纪中期，两个最大的学术派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强调科学方法的行为主义学派。而马斯洛倡导了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思潮，即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一思潮强调人有独立人格，有发展自身的潜能，能够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这个概念就是马斯洛提出并且大大加以发挥的。 　　[100] 曹雪芹《红楼梦》 　　《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在于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页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孔子的《论语》被公认为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有不少人把孔子的学说称之为儒教，这是完全不对的。《论语》中几乎没有神、人、自然的论述，也很少抽象的概念及论断。在四大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与宗教无缘的。在中东和印度、波斯地区，都产生影响世界的地方宗教和世界宗教，但儒家学说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到朝鲜、日本以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但完全是以道德和政治的学说被接纳，而不是以世界宗教的方式被吸收。其中的关键，在于任何世界宗教至少在口头上都倡导“众生平等”，而《论语》的基本精神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人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是《论语》的核心，也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 　　不平等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因此“春秋无义战”。打来打去并不解决问题，孔子于是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他的政治思想、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措施。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一层一层的层系等级制度，顶端是周天子及各路诸侯，底层是士、农、工、商和他们的家族、家庭及个人。这个体制在当时已经有了，问题是“礼崩乐坏”，孔子的目标是首先要“复礼”，恢复严格的封建秩序，其次要维持这种体制的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维持王权的稳定，必须考虑四类矛盾，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中华与外族的矛盾。对于孔子来说，这十分清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不能含糊。总之，采取排斥的态度。两千五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很麻烦，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过。孔老夫子只是谈了一个原则，并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来，因为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才是头等大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类矛盾，后来在专制社会中衍生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个问题似乎孔子也没什么办法，十多年孔子跑了不少地方，苦口婆心地劝说当权者，没人听他的，自己则“累累如丧家之犬”。第三类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这方面孔子有点办法。一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条成为专制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二是“施仁政”，中心意思是别搞得太过分，但官吏的贪婪使这条难以奏效。第四类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孔子的办法是推广贤人政治，也就是培养大量好干部“学而优则仕”。要他们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用自己的思想培养教育他们。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礼不是个抽象概念，却有丰富的思想延伸。礼的实质是现存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持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孔子对礼是极端重视的。“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十二)，使之成为从内到外的自觉行动。孔子很有修养，极少动怒，他发最大的火是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三)但是，身处“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殚精竭虑的问题实际上是“怎么办?”也就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他有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一是“仪式”，也就是强调形式的规则，通过这些形式规则不仅很容易区别等级，而且可以用来约束各色人等的行为。二是“正名”。正名主义是孔子最重要的独创。对此孔子说了一大段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此产生中国特色的“名正言顺”的说法。对这事的解释分歧很大，但从后世的实践看来，重视名分，重视头衔，重视言词的力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进一步，则是名大于实，名压倒实。最后，则与仪式一起构成形式至上的形式主义。孔子知道单纯强调形式会产生误区，最大的误区当然就是虚情假意缺乏真心诚意，耍两面派，专做表面文章。孔子还是有点理想的，在“复礼”这个原则问题上还是要坚持。于是他有第三发明：“修养”，也就是要学生不只在“礼”的形式上下工夫，更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已复礼”。这点当然不能靠压服，也不能简单说服，而是要学生口服心服，身体力行。怎样检验呢?划一个界限，制定一个标准。其初级阶段就是当君子不当小人。孔子关于君子小人之别的话太多了，而且句句务实，可以检验，使得成为君子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有可操作性，只要按部就班地做，还是能见效的。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提出来更高的标准，成为圣人、贤人，还提出一个抽象的标准——仁，这样就使人不就此止步，而是永攀高峰。 　　孔子言论中，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是“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几十处，也给仁下了多种定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六)。 　　《论语》中的仁，就是孔子声称的他们的“一贯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四)，朱子注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合在一起，就是仁。 　　孔子的仁虽然抽象，但他不断予以具体化，逐步结合实际。“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谓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十七)这里把仁说得很具体，还说出它的好处。另一处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完全达到可操作性，可实行性。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十三)外在表现也显示仁与不仁的差别。因此，仁并非高不可攀，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七)“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四)仁也可从脚下做起：“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然后进一步扩大，“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五) 　　孔子强调仁，但他以后的儒家提倡的德越来越多。例如，孟子又加了“义”，而且大大发挥一通。殊不知，越多越添乱。孔子到底是大教育家，懂得“少而精”，重点突出，两三点学到手。孔子在仁之外，强调“知”，而且把仁、知、勇并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十四)他不强调勇，特别反对匹夫之勇，但看重知。知，在于自知，在于知人，在于知天。孔子看重学，学的目的是求知，求得知后要实行。他作为大教育家，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也培养了许多好学生。这种教和学的思想和体制，对中国后世影响颇大。 　　长期以来，对于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主观看人的中国，他的许多话仍然适用：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五)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第二) 　　“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绝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九)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十四) 　　中庸是孔子晚期的思想。在《论语》中很少提到。它毕竟是孔子的独创。孔子以后得到异乎寻常的发挥。 　　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六)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善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一些中庸的原则：“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十三)总的思想是不要走极端，两头都要顾及。“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七)“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八)“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九)“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二十)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对中庸之道大加发挥。子思著《中庸》，被朱子列为《四书》之一。《中庸》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讲中字，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庸字，但后面的篇章，没有直接提中庸。书中把中庸提到新高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但是，后世没有讲清楚中庸的含义。我以为中庸主要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及行为方式。中心意思是要中正不偏，主张“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也就是“抓两头、用中间”；“以礼制中”，也就是以礼为准，行事符合最高原则，不是“又这个，又那个”，“一方面，又一方面”，而“因时而中”也就是随时间变化有一定灵活性。中庸还推崇“尚和”的思想，其中包括，“和为贵”、调和折中、恰到好处等意思，通过这些方法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孔子的思想影响在中国如此之大，显然与统治者对于其利用价值的认识有关。先秦时期，孔子与其接班人孟子在实践他们的理想方面都不成功，那时统治者关心的是生存与发展问题，迂腐的大道理是无法立刻奏效的。他们需要的是谋略，说白了就是要人献计献策，支个好招。孔孟鄙薄技术的观点显然行不通。可是一旦政权在握，中心问题就转移到稳定上来，那就需要“儒术”了。而这恰巧是孔子的强项。中国政治哲学不问“谁应该去统治?”这个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第一问题，没有任何人要求论证统治者的合法性。虽然皇帝在换，制度并无变更，孔子学说自然成为巩固政权的理论基础，甚至是实践指南了。汉高祖刘邦一向讨厌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小便，但叔孙通一套礼仪设计毕竟帮他解决了大问题。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只有儒术才是维持专制社会稳定的长远之计。这样两千年来，孔子的地位不断升高，而且专制制度也不断巩固。当然，统治者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并不考虑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和无矛盾性，因此，只要有用，只要行得通，佛道各派，诸子百家也是兼收并蓄。因此，前一千年，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则以孔子为核心的思想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孔子逐步被神化，孔子学说被教条化，也伴随整个思想的僵化。然而，不可否认，孔子在维持专制社会稳定方面的确成效卓著。像明、清这种极端腐朽的政权居然能够各维持近三百年，难道不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吗?还有，孔子的办法不仅对中国有效，而且对朝鲜、日本等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远的不说，日本的幕府时期(1603～1867)与朝鲜的李朝(1392～1910)都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李朝一建立，就是明确以“儒教”代替佛教为国教，而做到思想统一的。从这一点看来，孔子的思想的确有点“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味道。不过，尽管不少人鼓吹这点，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不可通约的。 　　儒家文明到何处去?

　　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以及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 　　兵者，诡道也。 　　　　　　　　——孙武 　　《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主导思想至今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反映在军事方面，而且反映在政治、外交、经济、管理乃至日常生活和竞技体育的方方面面。所有领域都充满斗争，《孙子兵法》提供了战而胜之的哲学。 　　我之所以把《孙子兵法》同《论语》一起排在如此靠前的地位，是因为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 　　孔子、老子、孙子是影响中华文化最著名的三位伟大思想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差不多同时，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他们的思想也都持续地影响到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华文化，孙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特在《菊与刀》(71)一书中，称西方文化为罪的文化，日本文化为耻的文化，前者是确切的，后者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适于中国。但这只是钱币的一面，而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恐怕是“计”的文化。 　　我经常感到困惑的是，很难把“计”译成恰当的外语。“计”不是西方的战略、战术，又包含其部分内容，它也不同于政策甚至策略，因为这些概念偏重于哲学的、理论的层次，而“计”往往是可操作的、实践上可行的做法，如围魏救赵计、调虎离山计等等。这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灵活多变的概念。 　　孙子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的定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有计谋的精神尽在于这些话中，他告诉人们“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也就是活学活用，因势利导，不能事先规定，更不能盲目地信守教条。 　　从学术角度讲，《孙子兵法》是中国仅有的一两个领域的系统著述。时至今日，古今中外还没有如此全面的军事思想论述。它不仅是中国几乎是所有军事论著的基础，而且同外国的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西方军事理论公认经典著作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Karl von，1780～1831)的《战争论》，姑且不谈这本书是作者未完成的著作，而且它在许多地方过于含糊难懂，不到百年，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至于其他的军事学和战略学著作，诸如马汉(Mahan，Alfred Thayer, 1840～1914)的制海权等著作则更是军事史上的匆匆过客。只有《孙子兵法》的许多原则，在经历战争的四个时代的发展之后，依然熠熠生辉。这四个时代是从两千五百年前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空战及机械化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的电子战时代。 　　《孙子兵法》含有丰富的哲理以及普遍适用的思想原则。甚至在一些“过时”的篇章中，如“火攻”等都有值得反复玩味的话。但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计”这个技术层面上，那么它在理论层面上的思想恐怕更有普遍的、持久的价值： 　　1.军事是国之大事。孙子虽没有明确讲“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他对于军事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军事只是达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他提出著名的论断：“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特别是他考虑全局利害，而不是采用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鲜明的观点：“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实际上，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反对穷兵赎武，为打仗而打仗，为使计而使计。 　　2.信息的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实际上，他讲的知还有许多具体内容，“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等等。 　　在如何获知方面，《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十分精彩，这是最早论述间谍作用的文献。他同样看到“用间”的方方面面，知道敌人也可以用，其中也可能有假情报等等。 　　3.争取主动。孙子对具体作战方法有许多论述，主要精神立足于主动作战，而非被动挨打。例如他主张速战速决：“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也。”但在不是所有情况都有利的情形下，则要“造势”，形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 　　4.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思想方面十分先进，而关于治军方面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老子与孙子被列为几十位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之首。在一个企业中如同在一个军队中一样，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管理协调、赏罚激励等同样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在军队中士气的重要不言而喻，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人际关系尤为重要。孙子最早表明，军事除了硬件之外，软件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究其原因，处处用“诡道”，“为用计而用计”而导致全局目标的丧失。另一方面，只重视意识形态及精神力量，忽略了硬件的发展，自然也不会有好结果。战争也好，斗争也好，竞争也好，理论原则、谋略、武器三者缺一不可。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默杀，就是捧杀。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但是，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就是默杀。另外还有一种杀法，就是捧杀。就像孔子、关羽那样，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骂的人多了。其实早在30年代就有人骂，只不过骂的角度不同。那时候讲政治，有人就认为鲁迅对于中国赤化应该负责任。这可有点夸大其词。也许有少数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是通过看小说参加革命的，不过，推动他们上延安的可能是《家》、《春》、《秋》以及某些翻译作品，而不会是《阿Q正传》。 　　对鲁迅的攻击还有一个新方向，那就是对于艺术性的看法。《阿Q正传》也是其中一个靶子。更可笑的是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的确，垃圾堆成山也是垃圾。 　　说到底，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关于阿Q有许多议论，但不可否认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很早就关心“国民性”的问题，想明确知道，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其病根何在?因此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绝非虚言。目的很简单，使读者“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实际上，他写小说的目的更进一步，“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否能达到，小说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则另当别论。 　　下一个问题更为复杂，什么是阿Q精神?什么是阿Q性格?还有一个问题，阿Q算不算一个人?这个问题的确有人提到过，说什么阿Q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这个问题不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就谈不上。我想，阿Q同一般人一样，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方法，这些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很难说是某某人强加给他的，说到底，这就是长期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统治者有他们所乞灵的一套“精神文明”，阿Q只不过是从中拾人牙慧而已。 　　一提到阿Q精神，当然就要提“精神胜利法”。什么是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这个问题的确得好好琢磨一番。许多外国评论家谈到阿Q时都指出过，外国人处于弱者和劣势情况下，也有不少像阿Q那样的，因此，阿Q是人类普遍的弱点。但是，鲁迅的阿Q主要是中国人，而且也不限于被压迫的弱者，统治阶级也经常自欺欺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子”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重要的。关于“面子”，鲁迅也觉得“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不过，从古到今，“给面子”、“没面子”、“有面子”、“丢面子”、“露脸”、“丢人”之类的话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各种灵活运用，不仅阿Q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面子”往往与国外的“尊严”和“荣誉感”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大相径庭。看阿Q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的面子无非是有钱、有势、有权、有名分，一旦他无法得到这些，就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了。但是，精神胜利法并不能给阿Q心安理得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不能造就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他在一种“舆论”下生活，他与社会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而且这种价值标准之下，谁更有钱，谁更有权是一目了然的。对这些，群众是一清二楚，阿Q也心知肚明。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两个组成部分：对于真正强势的人则口头认输并用“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支持自己的面子，而对弱者，则“恃强凌弱”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对小D、小尼姑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点。只考虑前一部分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完全，甚至是很不完全的。中国人十分唯物、十分现实，在一个“三无”的传统文化中，是根本不能靠“精神”独立来维持生存的。他要按照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当然，如果阿Q有办法有了钱，就像第六章写的那样，他可以大大地神气一番，挽回过去失去的“面子”，把“精神胜利”转变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胜利。不过，这种机会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比较现实的挽回面子的做法，就是找弱者来显示自己的力量。阿Q的主观算计也有失误的时候，碰到他看不起的王胡，就败下阵来。在小D和小尼姑那里显示出阿Q全部恶劣本性，他不仅用这些人来撒气(显然，他的精神胜利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而且，当小D退让之时，他还觉得不过瘾不痛快。更高级的阿Q则如鲁迅所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这是高级的精神胜利法，阿Q只不过是初级阶段。但本质都一样，在外面奴颜卑膝，回到家里就称王称霸，借故撒气。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幸灾乐祸”，这是现代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 　　精神胜利法只是阿Q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没有人能够单靠精神活着，何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阿Q。第二部主要是阿Q的物质胜利法。在现实的物质问题上，精神是变不成物质的，主观也改造不了客观世界。同每个人一样，阿Q也需要有获取自己所欲的能力和资本。阿Q十分明白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金钱、权势、物质、勇气做自己的坚强后盾，只得靠出卖劳力，要不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应该说，阿Q是一个不差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只要有活干，他就可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出卖劳力的没有技术的阿Q来说，他的对手不是雇主，而是和他竞争的劳动者。 　　在阿Q身上，几千年来的民族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所有的人精细地区分为三六九等，对于他们的强项、弱项有极明白的算计。在他失去生计的时候，他的最大敌人或为小D。也许可以说，阿Q愚昧、觉悟差，但这却是“同行是冤家”的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的社会的一种写照。本来是他自己因为“调戏”吴妈(这时他有极强的“平等”观念)而受到“惩罚”，他却迁怒于小D(这时他又有极强的“不平等”观念)抢了他的饭碗，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双重的价值标准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 　　生计问题终究是生计问题。不能靠一两次小偷小摸来解决。进城也许是他惟一的选择。阿Q以前也进过城，当然他也很难混下去，这样，他看不起城里人，“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这一次可不一样，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不少，虽然对城里人仍有看法，但这回全面多了，也看到“优点”——小乌龟子都叉麻将叉得精熟。但更重要的是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未庄，出卖劳力，没什么发展前途，而到城里，路子立刻就宽了。没几天，阿Q“发了财”，大不一样了。不仅是阿Q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别人也另眼相看，“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阿Q的“中兴”产生了正反馈的效果，自然也就越发飘飘然了。阿Q的“中兴”十分生动地刻画了暴发户与社会对暴发户的势利眼光，各色人等对阿Q又妒又羡又恨又要为自己谋利的心情。 　　阿Q的“中兴”对阿Q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诚实劳动，朝不保夕；歪门邪道，出人头地。但阿Q的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尚动得……”)与社会的等级观念毕竟无法相容。他很快由中兴走向末路。 　　《阿Q正传》第三部是“革命”问题。鲁迅自己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这个革命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帝的革命。既使如此，阿Q也没有革命的资格，后来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实际上，鲁迅对革命，正如他对国民性一样，有很深入的思考。对于辛亥革命的后果有着深切的痛苦的反思。无疑，鲁迅的态度是激进的，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到达理想境界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像阿Q之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他们完全是从自己的小天地来看革命的。另一方面，鲁迅上面的话是说，阿Q很可能“随大流”去革命。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受教育、读书、思考、反叛自己的家庭、痛恨黑暗的旧社会，……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革命的动因。但是，鲁迅思想上到底高人一筹，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深刻地指出“左派是很容易变成右派的”；不要以为青年就代表新生的、革命的力量，以及他可能不断地被人利用。而这些预言却不断地被证实。

　　它是世界上影响很大但篇幅最短的书。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可以说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篇幅最短的书。关于它的作者甚至这本书的版本，一直有争论，而且上篇(道篇)与下篇(德篇)，可能在较早的版本中是颠倒过来的。不过，作为一本书，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为了避免《道德经》一词的倾向性，不妨称为《老子》。 　　《老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可能超过《论语》，但在中国，当然不如《论语》。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在野派也有他的势力范围，所有非正统的思想都集中在其麾下，把《老子》奉为祖师爷。最典型的是道家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以道教的经典集成《道藏》而论，就有五千多卷，1988年刊成三十六巨册，相当于《老子》每个字发展成一卷书。不在《道藏》之内的作品，大约也有相同的分量。应该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官方也一度提倡(特别在唐朝)，不过始终不如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那样兴旺，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的维度。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在《老子》中追溯科学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中国传统思维也缺少科学的维度，老子思想中有特色的是有一些哲学的内涵，这是其他学派甚至后来的道家学者所缺乏的。 　　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道的本原说。《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为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一切由道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即是道，它是精神性实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这种恍惚的道即是观念。 　　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孔子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刚性、太无聊、毫无生气、毫无创造性的地方，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束缚在极端虚伪、极端压制的繁文缛节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让皇帝保住他们天下的稳定。各级官吏完全处于高度的紧张戒备状态，即便如此，仍然免不了贬官甚至杀头的下场。一旦被贬，官员们就可以在道家学说中找到精神的寄托：不是纵情山水之间，就是舞文弄墨，或者学神仙。在这方面，道家是灵魂一个很好的出口。 　　当然，老庄的道家对孔孟的儒家除了对立的主张之外，也没太多办法。显然，老子的政治主张比孔子的虚假仁义更不实用。老子的精神是否定的精神。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仟佰之器而不用，使民垂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种社会的人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家这种理想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老子谴责其后的变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他尤其反对“礼治”，“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主张“无为而治”，而这在某些情况下的确行之有效。他的统治方法是反对启迪民智，要人“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他公开主张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臣之难治，以其智多。”他的办法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老子思想最深刻的部分表现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概念，如大小、高下、祸福、有无、刚柔、正奇、曲全、枉直等等，并把万物变化的原因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第二章中就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并明确指出：“多易必多难。”老子并没有停留在玩弄概念的相对性上，而是由此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指导原则：“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特别是脍炙人口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看到了事物物极必反的规律。 　　老子由这些论述得出他特有的实践原则：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有人把这些看成老子的计谋，甚至阴谋，其实这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然演化的“辩证法”观点，是否有效则很难说。 　　《论语》、《孙子》、《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当然，维持专制统治主要靠儒家的学说与《孙子》的技术，但是道家加上中国佛教则是维持基座稳定的第三个支架。从《老子》到《庄子》到道家到道教，对于“实务”影响很小，因此，我们把《老子》放在靠后的位置上。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而《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1963年到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局部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49年进城之后，他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他一生的前28年从1893年到1921年可以说是准备时期、探索时期；第二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可以说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则是巩固政权时期。在第一时期中虽然也有一些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仍有待系统研究。毛泽东在第二个时期中，从热情的革命者到成熟的共产党的领袖，思想发展的脉络清楚，资料十分丰富，占据了《毛主席语录》的大半。《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1963～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是选录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如下：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败，运动战中歼敌人。” 　　“对科学要破除迷信。” 　　“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 　　“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也不顾情义。” 　　“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

　　《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我把《红楼梦》放在第100位，是为了“压轴”，绝没有低估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这是一部容易让中国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小说，外国人却显得无动于衷，这只能用“文化隔阂”来解释。17、18世纪，欧洲人一度醉心中国文化，可是大文豪歌德却喜欢什么《玉娇梨》，实在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贾府、大观园的围墙象征着社会的封闭性。一个现代人在这里面会感到压抑、窒息，一分钟都呆不下去，可里面的人却显得惬意、自在，每天都“无事忙”。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在里面都感到舒服，也许更正确地说，是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可是，越是荒谬的生活，他们就越维护，越适应，越在那里自得其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失去人性，失去自我。 　　《红楼梦》通篇展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侧面：一是整个社会高度的稳定性，一是个人生活的无常性。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制度刚性，没有人能动摇它，没有人去挑战它，甚至也没有人质疑其合理性。所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辫子、小脚、叩头、八股，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么照办，要么死。而在这种极其狭窄的选择空间中，的确也有一些个人自由，斗争、拆台、倾轧、制造麻烦……由此敷衍出种种故事。 　　《红楼梦》里并没有所谓主子与奴才之间的阶级斗争。每个人都是在他的狭窄的选择范围内谋求自己地位的“优化”。一般人的生活理想在《红楼梦》的开篇中就已总结得全面而透彻，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道出传统中国人的四大追求：“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用现代的扩充概念来讲，“权力”、“财富”、“性欲”、“家族”。的确，这些追求在专制社会，特别是明清两朝是受到鼓励的，当然是在体制的限制之内。而且四大追求之中，“功名”是压倒一切的，任何其他追求在没有“权力”或者“官府”的保障之下，都是不牢靠的。即使如此，大多数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论你大方向是否正确，“噪音”永远在起作用，任何的不确定因素、随机因素都能导致整个事态发生剧变，这就是个人生活的戏剧性。 　　《红楼梦》主要描写女性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所有文学中，男女大都是一起描写的。《红楼梦》中的男性，除贾宝玉之外，却大都退居幕后。而且，他们个个都是“泥做的”，令人生厌。书中的男人分两类：一类是以贾政为代表的“正面”角色，一类是以薛蟠为代表的“反面”角色。贾政与中国旧小说中的“清官”、“贪官”，好人坏人不同，只不过是照既定方针办事的行尸走肉。他们尽量按公认的“规矩”行事做人，力图维持既得利益，有机会则向上爬，是中国封建官场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因“德”、“才”、“功”、“赃”而升降，而完全靠关系和机会。因此，贾政对子弟的教育也无非是“考功名”和“拉关系”，而这正是宝玉深恶痛绝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选择如此狭窄，不走“正道”或者走不上“正道”，也就只能成为“纨子弟”或“浮浪子弟”。薛蟠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在贾政这类“正人君子”的支持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他不能犯在比他们更有势力的人的手上。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极为精细而且极为森严的社会。像贾瑞那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蠢蛋，只能落到可悲的下场。其实这是贾瑞咎由自取。他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情欲，不是他看镜子的正面，而是他僭越了专制社会的铁则——等级制度。除了这个制度之外，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自由，由他们的权力决定，正是这演绎出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 　　当然，不管是大自由也好，小自由也好，都受到随机性的制约。无论走正道，还是走歪道，都挡不住“灭门”、“抄家”，灭顶之灾的降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红楼梦》中一再宣扬的“无常性”。在第一回中，甄士隐为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做的注解正是《红楼梦》的真义所在。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制度的压倒力量与个人生活的无常性之后，曹雪芹的思想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的极度荒谬以及个人的异化和个性的泯灭。中国专制社会要求人不要胡思乱想、乱说乱动，因此发明了八股，让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即使中了举当了官，需要的却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官场斗争中活学活用“三十六计”、“孙子兵法”。 　　大观园中的女性世界是《红楼梦》的中心，而它更为鲜明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阴柔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不但有任何时代社会中女性的特点：重视感情亲情，比较现实，也就是现世加实际，而且完全封锁在社会规范的时间和空间的狭窄范围内，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却是无常及神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红楼梦》中有三十个主子和三百个奴才，更是好戏连台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如此精确地描述了各色女性的性格差异以及她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巨著。但是，我在这里更乐意看看她们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命运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各色人等的表现。以及社会的大趋势。大家族的垮台反映出整体的脆弱性以及个体的无序竞争。中国封建社会在《红楼梦》中反映得十分鲜明：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维护着它，又以各自的方式挖墙角，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平衡下发展着，变化着，一方面出乎意料的稳定，一方面时机一旦成熟以惊人的速度垮台。维护它的力量一是“情”，二是“法”，这个法既有制度因素，又有个人权力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没有革命者，没有改革家，只有改朝换代。 　　贾府或大观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每个人都对它有自己的看法，也有对待它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入世，一类是出世；一类是儒家，一类是道家；一类是积极进取的，一类是消极逃避的。我不同意有些人把前者称为制度的维护者，而把后者称为制度的反抗者，这只是不同的处世态度而已。而且在两者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鸿沟，这只是一个人把自己的重点或平稳点放在哪里而已。 　　大观园里的入世者是凤姐、宝钗和探春。凤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的代表，她处于权力中心，在其中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她不通文墨，但懂得官场中最重要的东西——靠山及关系。只要有上边的支持，她可以为所欲为。她深刻理解领导意图不是建功而是稳定，因此，她的积极进取只在于给自己谋私利，她这样做了，也做得极其成功。这位女强人精通关系学，看人下菜碟，智慧无人能及。男人做到她这样，就很了不起，不过，她是女人，在情上面，她却无计可施，这也是现在许多女强人或男强人的太太的悲剧。 　　王熙凤太聪明了，她不会在大观园搞“兴利除弊”的事。这事，秦可卿告诉过她，后来，多少让探春独立发现，并搞了一点点。探春在《红楼梦》中是位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性，因此，才认真搞点改革，从管理角度讲，无非是“开源节流，责权利结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特权和循私舞弊”。显然，她太天真，不懂政治，费力不讨好。那是一个只有私利，没有公德的社会，任何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凤姐不是不知道，只是凤姐懂得在一个烂摊子里，自己更能捞好处。探春是有头脑、有见识、“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姑娘，我猜想，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当她成熟起来，她看到家族的恶劣本质。“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更看到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别忙，自然有你们抄的日子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内耗”的社会，不管你如何“本分”，如何好好干，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探春的悲剧在于她对这种命运太有认识了(总结在上面三句话里，可以称为探春三定律)，而自己却无法摆脱，也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这当然给思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 　　如果说在封建中国留给男人的空间很狭窄，则留给女性的道路可以说只此一条，别无选择。这条路就是在“年方二八”之际嫁人。女人的一生“幸福”与否都在于是否嫁个“好男人”。显然，女孩对自己性别的自我意识要比男孩早得多也清楚得多。这样，在她们的少女阶段就有所期望也有所准备。也正是这个准备阶段，不同的女孩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形成一个“谱”：从极端的消极到极端的积极。消极一方有惜春、迎春和妙玉，惜春是个大彻大悟之人，但我总觉得这个人没有说服力。元、迎、探、惜无非是“原应叹息”，只能说逃避是条出路，但现实的中国人，尤其是现实的中国女人，哪一个能不尝一下“禁果”就当尼姑呢?在这方面，妙玉写得真不错。在这里真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类型”的覆盖性。积极一方当然占主导地位，比起释、道来，儒家思想究竟占统治地位，释、道只不过是无路可走时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都是这边的，也就是她们的共同点要超过她们之间的对立，她们谈禅、谈玄，但并没有任何迹象非要走上和尚、道士之路。不同的是，薛宝钗更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不质疑，更不反抗。其实，直到现在，大多数女孩子都是如此。其实，探索与思考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肌肉紧张神情痛苦，那又何苦来呢?林黛玉并非思想者，也不是生活意义的追寻者，她只是中国式的艺术家，用艺术来部分逃避生活中的不快。这种不快，外界因素肯定有，她个人的小性子、想不开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个制造麻烦的社会，你要么像薛宝钗那样全面去适应，要么像林黛玉自怨自艾、自寻烦恼。史湘云公认是十分可爱的人物，大体上介乎薛、林之间。不过，我对她觉得不太可理解。 　　一旦女儿出了嫁，不管是太太、媳妇、姨娘、婆子，就开始变了，让贾宝玉感到讨厌了。于是贾宝玉对他的“性别歧视”的第一原理(重女轻男)加以修正，出现宝玉第二原理——嫁人划界。其实，这只是代表宝玉的成长和成熟，外面的人和事依然故我。实际上，贾宝玉本人也是符合少年人的发展规律的，在异性恋之前有短暂的同性恋阶段，他和秦钟的关系就是如此。如果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点。宝玉与蒋玉涵的关系则超出这阶段。这说明他的两大原理主要是环境使然，很难说站在被压迫的女人一边。其实贾宝玉是个公子哥儿，谈不上那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所说的性别意识和阶级意识，更谈不上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只能说贾宝玉高兴了同小丫头们玩闹时，主子意识淡薄了一些，可是犯起脾气来还不是一派主子架势。 　　从外表看，《红楼梦》中“主子意识”表现得最厉害的是探春。她的主子意识使人感到她到了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的程度。其实，这正好反映出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的极为痛苦的反应。这个制度一方面等级精细而森严，另一方面微小的差别也造成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差别待遇。这是一个高度势利的社会，主子势利，奴才更势利，而且他们的“话语权”难以被剥夺。在这种情形下，微小的弱势就会放大，放大到难以生存。探春的弱势就在于她因父亲贾政而成为主子，但因母方而成为“庶出”，在主子当中多少低人一等。碰到这种情形，要么“淡化”处理，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像迎春那样；要么像探春那样，想靠自己的才能和表现，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地位。在中国这种重名位身份而不重个人才能表现的社会中，后一条道路其实是很难走通的。我记得有一条脂批就对迎春的处世态度更加赞赏。可是，探春多少对社会的公正性抱天真的幻想，另外，当然也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可她没想到这种“社会成本”大得惊人。尽管她智力超群(综合智力在大观园中应名列第一)、表现不差，到头来仍然是个牺牲品，很可能是王夫人的牺牲品。道理很简单，她容不了她，尽管探春是“鸡窝里的凤凰”，但鸡窝还是鸡窝，尤其是赵姨娘和贾环的窝。这是更改不了的。实际上，王夫人集中代表着宝玉厌恶的已婚女性的特点，那就是无情。其表现无非是冷：冷淡、冷漠、冷酷，总之，冷若冰霜(冷香丸?)。热的则是欲，不是情，而无情之欲则是《红楼梦》的大手笔真正揭示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红楼梦》在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心目中，却是典型的“言情”之作。中国的言情小说不少，大概以“大团圆”为结局，也就是中国式的喜剧结尾。《红楼梦》在这个意义下独树一帜，给出悲剧的结局。“杀风景”的结果让许多人不高兴，于是有许多“续梦”、“复梦”、“圆梦”之类的“狗尾”问世。但是，续貂之作很少能同原作相比，好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人们谈论很多的地方。我想曹雪芹的人物描绘无疑十分高明，因此就产生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在《红楼梦》的人物中你最喜欢谁，甚至你最爱谁。许多人的回答几乎情不自禁：黛玉很可爱，宝钗也很“性感”，史湘云豪爽喜人。这使人联想到最近对年轻女性的采访，“你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是什么?”回答几乎惊人的一致：“有房，有车，有钱!”二百五十年真是一点没变，我们的需求还是《红楼梦》中的四大：权力、金钱、性欲、家族。说变也有一点，那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爱情”这块遮羞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