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渝·
〖吕大渝，原中央电视台早期播音员，在她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献花。１９６０年，１６岁的她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文革中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炮打中央文革”。现在她移居美国。在《走近往事》一书中回忆了她前半生的经历，本文摘录部份内容。——编者〗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战斗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枝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乾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