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上水墨画派渐入佳境--美术频道--七色鸟设计空间

　　引言：所谓“新海上水墨画派”，至今也没有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大致指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一批与时俱进的上海水墨画家，说着说着慢慢就有点儿约定俗成的味道了。30年一晃而过。如果说当年“新海上水墨画派”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火苗，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的便是令人惊喜的燎原之火了。这中间，陈家泠先生无疑是一位代表人物。一步步伴着“新海上水墨画派”渐入佳境，他有过怎样的心路和实践呢？问：从前就有人说过“海派无派”这样的话。“新海上水墨画派”从严格意义上说也算是无派之派吧？陈：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不刻意追求，任其自然……是上海人的特点。而艺术正需要松散，不然就违背其内在规律了。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画家聚在一起，无论是20多年前的“草草社”还是现在的半岛艺术中心，都是松散的。问：说到宣言，1980年1月《八十年代画展》的那个“序言”，我觉得倒像“草草社”的宣言呢０草草”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陈：那个画展，沪杭两地有11名画家参加。我们在“序言”中写道：“草，大自然最有生命的象征。它……是那样广泛、普通、坚忍而年复一年地给世界带来繁荣和希望。草草画社欣赏草的精神和风格，希望像草那样郁绿于祖国的艺术园地上。本社是以艺术上的独立精神、独创风格、独特技巧为基础而自愿组织的绘画艺术研究团体，它想为研究伟大的中国艺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些实践……”1976年是划时代的。思想禁锢被打破了，视野开阔了，画家们内心对艺术本质的渴求一下子迸发出来。画派、社团层出不穷，“星星画派”、“十二人画展”等等。“春江水暖鸭先知”，画家们敏感地意识到，在这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必须把握时机，开拓创新。“草草社”成员大多在45岁上下，人到中年，“文革”的挫折锻炼了我们的人格，使艺术的成熟期提前到来。我们不追求前卫，而要创出一条精品之路。问：我在程十发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读到，“海上画坛有一值得回味的现象，那就是比较重视法度，不论古法、今法、中法、外法，只要行之有效，都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有头脑的画家不会简单而一成不变地重复他人的语言，而是要改头换面、有取舍地加以重组，催生出一种别样的情调。”“新海上水墨画派”的自身定位，是不是扎根于本民族土壤的创新？陈：是的。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向外界吸取各种营养，叫做“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追求中国式的、传统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美术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运动，是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一批极具才华的前辈纷纷回国；改革开放之初，多少人涌出去，现在到了第二次回归的时候。我们都出去过，出去是为了回来，追求更高的境界。到最后，人不是为生活，而是为理想而奋斗。不研究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多笨啊！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才能够走向世界。记得十几年前，在美院破落的办公室里与同事聊天，我说过，现在有了自由创作的天地，只要好好画，就一定会取得成就。当年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我在作品中，营造一种新颖、明快、祥和、脱俗的意境，受到普遍欢迎。1987年，金董建平女士与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在香港推出《蜕变中的中国艺术》画展，旨在展示有实力的、变化中的海派画家的风貌。当时香港报刊反响很大，甚至有人称之为上海开放的序幕。我本人由于在画展上崭露头角，不久即成为香港万玉堂画廊的签约画家，作品畅销东南亚一带（万玉堂也因为推出我和吴冠中的新国画而成名）。在北京的美国美术史评论家柯恩夫人，也是看了那场画展对仇德树和我的作品感兴趣的。她稍后出版的《中国绘画——1949到1986》（为美国各大博物馆、美术机构收藏），以我的荷花水墨《霞光》作封面、仇德树的一幅《裂变》作扉页、陈逸飞的油画作封底。为什么？她认为，上海历来是新旧文化分界之地、创新之地，她看好这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国画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象征，而新水墨更象征着中国的未来。问：在“新海上水墨画派”形成种种风格的过程中，独特技巧起了重要的作用吧？陈：独特性是画家风格形成的基础，所谓“一招鲜”可以打遍天下。仇德树的水墨状态有中国的文化底蕴，但却不用毛笔画线条而是通过撕搓宣纸呈现出绚丽、斑斓的油画效果；张桂铭、杨正新从传统的线条出发，变幻出各自的情调；我是充分利用了宣纸晕化的特点，从构图、意境、题材等方面追求全新的自然美……大家从意识开始创新，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